《航海述奇》稿本扉页 资料图片
斌椿的《乘槎笔记》 资料图片
近代以来，中西方之间往来的官民组织或个人逐渐增多，其中一些组织或个人把所见所闻及所感所思以日记、游记、笔记、见闻录、报告书、调查书、诗文等形式记录下来，后人统称为“游记”。游记是旅行者在异文化的体验与碰撞中形成的最为直观的异国印象，也是研究文化交流的特殊文本。在近代中国人的旅西游记和西方人的来华游记中，均存在一种自我和他者共存的“自-他”审视结构，这种异文化的在地化或自文化的他者化一定程度上加深了双方的理解和信任，推动近代中西文明的交流与互鉴，对全球历史进程亦产生了深远影响。
近代早期的来华西方人以传教士为主，后来外交官、记者、学者、作家、商人等群体也陆续加入其中，游历范围触及中国境内的各个角落，所留游记数量颇多，记录内容也极为细致深入。目前留世的游记，以英美两国人所作为主，其中以在中国生活时间较长的传教士的记录居多，如英国约翰·麦高恩的《近代中国人的生活掠影》等。除此之外，还有其他群体关于中国的记录，如美国医生富马利的《中国见闻录》、英国《泰晤士报》记者莫理循的《中国风情》等，这些游记对于西方人了解中国意义重大。
在近代西方人关于中国的游记中，一方面，他们记录了用西方近代化标准衡量下的中国面貌，以及他们不断传播西方科学技术的事实；另一方面，还记录了他们对中国传统技艺的认可、对中国艺术的欣赏以及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赞叹。
为了获得中国百姓的信赖，传教士探索了以传医促传教的方式。自1820年英国传教士马礼逊最早在澳门设立诊所起，西医诊所开始从中国沿海地区向内地普及。美国传教士罗斯在《变化中的中国人》中记载了在救治中国病人的过程中，他们发现中国人与白种人在体质上存在差异，在同等条件下，中国患者在经历大型手术后往往恢复得更为迅速。这些外国医生从诊疗过程中了解中国人的体质特点，逐步深入探索并尝试理解中国的传统医学理念。美国医生爱德华·胡美在《道一风同：一位美国医生在华30年》中记载了自己在给中国病人治病的过程中，也试着听脉搏，甚至指出自己与1700年前的中国医生王叔和对脉象的研究一致，还肯定了东汉末年医学家张仲景所著《伤寒论》中对发热的处理方式。同时，中国传统植物药物和动物制品的治疗功效亦逐渐被西方医生了解和认可，中国的经验性和实践性医学越来越引人注目。
中国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和独具魅力的艺术赢得了近代西方来华者的关注与赞赏。美国演员路易斯·乔丹·米恩在中国旅行期间对中国文化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她在《一个西方艺人的东方印象》中赞美中国精美的绸缎、华丽的乌木家具，恨不得买一船精美别致的雕刻家具回家。同样赞叹中国古迹的还有美国的罗斯。他在《变化中的中国人》中写道，长城是人类历史上最宏伟、最令人难以忘怀的伟大建筑奇迹。与其相比，西方所引以为豪的铁路路基、隧道只不过是“侏儒的作品”。此外，令西方人惊叹的还有中国的文学与艺术，米恩认为中国的文学作品中有很多浪漫的爱情故事，中国的爱情诗无论是从中国人的角度还是从整个人类的角度来看，都是无比出色的。这些近代西方来华者关于中国的记录，为我们提供了宝贵的历史资料，有助于我们更全面地了解那个时代的中西方文化交流。
近代中国人出访西方的时间略晚于西方人来华，两次鸦片战争结束后逐渐涌现旅西热潮。1866年，恭亲王奕上奏：“查自各国换约以来，洋人往来中国，于各省一切情形日臻熟悉，而外国情形，中国未能周知，于办理交涉事件，终虞隔膜。臣等久拟奏请派员前往各国，探其利弊，以期稍识端倪，藉资筹计。”同年，中国派出了斌椿父子及同文馆三名学生跟随海关总税务司英国人赫德赴欧考察，“即令其沿途留心，将该国一切山川形势，风土人情随时记载，带回中国，以资印证”。斌椿对西洋的记录《乘槎笔记》以及同行的同文馆学生张德彝的《航海述奇》成为近代中国域外游记的发轫之作。早期的旅西人士以外交官为主，后来文人、留学生、商人等群体也陆续加入其中。
若按时段来划分，19世纪60年代开始，晚清域外游记是开创阶段，代表作有斌椿的《乘槎笔记》、王韬的《漫游随录》、张德彝的《航海述奇》等；19世纪七八十年代进入发展期，代表作为郭嵩焘的《使西纪程》、黎庶昌的《西洋杂志》、曾纪泽的《使西日记》、刘锡鸿的《英轺私记》等；19世纪90年代至20世纪初为鼎盛时期，这一时期由于外交往来频繁、留学生增多，域外游记产量颇丰，代表作有康有为的《欧洲十一国游记》、单士厘的《癸卯旅行记》和《归潜记》等。
清末旅西的中国人在感受到西方物质文明的先进后，内心层面开始不自觉地慢慢接受西方，游记中逐渐告别“夷”字而开始向“洋”“西”和“外”字上转变。如斌椿写于1866年的《乘槎笔记》中所谓“外国”“洋楼”“西语”等，郭嵩焘写于1877年的《使西纪程》中所谓“洋文”“西洋”“洋行”等，钱德培写于1877年的《欧游随笔》中所谓“欧美各国”“西医”“泰西”等，均证实了这一变化。早期旅西的清朝人在与西方人交流的过程中，面对西方当时较为先进的科学技术和制度文明时，不断强调中国在历史文化方面的悠长，特别是传统文化的智慧。如曾于1867-1870年跟随其英国雇主理雅各漫游欧洲28个月的王韬，在英国期间曾访问牛津大学，并以汉语为欧洲人讲学。在被听众问及中国孔子之道与泰西所传天道的区别时，王韬回答：“孔子之道，人道也。有人斯有道。人类一日不灭，则其道一日不变。泰西人士论道必溯原于天，然传之者，必归本于人。非先尽乎人事，亦不能求天降福，是则仍系乎人而已。夫天道无私，终归乎一。”无独有偶，在郭嵩焘的使西日记中也记载了西方学者对博大精深的中国历史文化的兴趣与敬重。郭嵩焘曾记载理雅各在牛津大学讲解清朝官修典籍《圣谕广训》的情景：理雅各先用汉文诵读，然后用英文解说，观众“男妇三百人，寂不闻声。每讲至佳处，则群鼓掌唱诺”。
由这些游记可见，近代以来，中西方人士通过频繁的交流与互访活动，增进了彼此对双方文明的了解，同时也促进了知识和思想的传播。正如1853年，马克思发表在《纽约每日论坛报》的《中国革命和欧洲革命》一文中所指出，中国发生的革命与欧洲革命之间的关系需要以辩证的观点来看待，它们之间存在相互联系和相互促进的逻辑关系。文章提出了一个著名的命题，叫“两极相逢律”，又称“两极相联律”。在“两极相逢律”的意义上，中国近代曾受西方科学文化的影响，而西传的中国文化也程度不等地推动了欧洲近代思想的形成。
事实上，早在17世纪，笛卡尔就曾受到耶稣会士特别是利玛窦介绍中国著作的深刻影响，尤其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理性智慧，使其成为唯物论和无神论者，其“我思故我在”的命题与老子“道法自然”共同指向了对“存在”本质的深刻洞察，都试图回归到一种自然而然的本质状态。而此后德国古典哲学的发展脉络，从试图将东西方思想结合的莱布尼茨开始，经过康德、费希特直至黑格尔，则直接推动了欧洲哲学领域的革命性变化。随着19世纪中叶以后中西方之间更为频繁的人员交流，杜威、罗素等西方名哲均不同程度地强调需要在融合中西文化的过程中发展新的文明。杜威更直接指出：“旧未必全非，新未必全是，东西文化，互有长短”，需“调和融汇”。正如王韬在牛津大学的讲座中所言：“今者，越重瀛若江河，视中原如堂奥；无他，以两国相和，故得至此。惟愿嗣后益敦辑睦，共乐邕熙。”
（作者：胡天舒，系东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世界文明史研究中心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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